“物质奖励，理所应该。”
“唉，那我哪能要？
维护社会治安是咱每个公民的本分，好事总要做到底，一要钱，岂不悖离了我的本意？现在最时兴捐资助学，扶助贫困儿童，我就把奖金全都奉献给希望工程啦，那钱给孩子们花，挺好，我心里痛快。”
身处公安岗位，我一向关心这方面的信息，她这样卓著的光荣事迹，我肯定会有耳闻。
“请问尊姓大名？”
“姚虹。”
这个名字好耳熟，好响亮，摹然唤起了我的记忆：“那次开表彰大会，你是第二个登台领奖的，对吧？”
“你参加啦？”
“在首都剧场开的，是吧？”
“今天，我满以为又能立一次大功呢，”她开着玩笑，“没想到上了老弟你的当。”
姚虹站起身走了，我以为她是一去不回，谁想，她到吧台上交待了一番，拎着一瓶‘爱玛”，又返回来继续和我聊着。
“实话实说吧，我是街道副主任，如今叫社区公务员，维持一方治安，我也有责任。”她给我斟了半杯“爱玛”，“今天不算，以后你总会有用得着我的地方。”
“如今的政策是群防群治，综合治理，哪能离得开你们呀？”我忙肯定她。
不过，我还有所不解，既然是社区负责人，怎么又跑到这儿当经理来啦？据我所知，政府人员是不能经商的。
我向她讨教：“这个酒吧是街道合资办的？”
“当今的政策你还不知道？政府机关哪能办企业呀？”姚虹伸长脖子，用手挡住嘴，诡秘地告诉我，“这是我们家出资与法国朋友合办的，我停薪留职下了海。”
“你投的资？”
“我哪有钱？是我老公。”
“老公是实业家？”
“那倒也不是，其实，这笔钱也不是他的，是我婆婆的，只是以他的名义。”
真是口罗嗦，她原来是代理人的代理人。
一提老公，姚虹的兴致空前高涨，很有些非吐不快的意思。我不能冷落她，进行交谈时必须选择对方有兴趣的话题，这是戴尔·卡耐基理论中一条重要的社交原则。
我顺应着她的兴趣：“我猜，您的老公一定是个非凡人物，对吗？”
“哪里哪里，算不上，算不上，他只是个平庸的导演而已。”她嘴里说“平庸”，可表情却神气异常，“你知道吗？导演忙得很，天南地北，没节没假，一年到头都忙着拍片，他哪有功夫管酒吧的事？所以我才停薪留职。”
制片、导演、拍片是当今最令人向往的时髦行业，所以姚虹才这样自得，我想。
长谈，大大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，她谈话愈加畅快，无遮无隐，每一话题都可长驱直入，没等我发问，便主动介绍起来。
“我那老公可是科班出身，在戏剧学院进修了两年，他不满足，又去了法国，在那儿搞了三年电影理论和技术的研究。”
（待续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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